LiuTao刘韬

文/刘韬

效用，是经济学中一个最常用的概念，它指的就是对于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享受闲暇等使自己的需求、欲望等得到的满足的一个度量。在这个物质社会，很多人都在通过希望于获取金钱最大化来满足自己的最大效用。但金钱对不同的人的效用却是不一样，对无钱人而言，金钱的效用很大，而对有钱人而言，金钱的效用是递减的。正如地上掉100元，一个讨饭了捡了会象中彩票大奖一样兴奋得一夜不眠，对一个工薪而言也是一个窃喜，而对盖茨而言，他决意不会去瞧它一眼，对盖茨而言，100元对他的效用完全是0。

欲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它是本能的一种释放形式，在欲望的推动下，它表现为人不断占有一种对象的强烈愿望，而且欲望的满足不是绝对的，一个欲望满足总有新的欲望会无休止地产生出来。由于欲望这种不知厌足的特性，欲望的过度释放会造成破坏的力量。如果将金钱和欲望来比较，拥有金钱越多的人，从本能而言，如果他不善于调控的话，他的欲望是越强烈的，甚至成为社会破坏性的力量。比如，一些有钱人包二奶、三妻四妾败坏了社会道德。

幸福，我觉得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简单而言这种感觉就是让人是愉快的，心情舒畅，甜蜜快乐。在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眼里，幸福=效用/欲望。当欲望既定时，人的幸福就取决于效用，效用越大越幸福；当效用既定时，欲望越小越幸福。总之，效用越大越幸福，欲望越少越幸福。从这个公式来看，有钱人不一定比无钱人幸福。

如何让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增强？

其实有钱人可以更幸福一点，无钱人也可以更幸福一点，而且社会的总幸福感还会大大提升。我觉得这就是慈善！有钱人少一点欲望，将金钱捐给最需要钱发展的无钱人，这些金钱对于有钱人而言效用很小的他们并没有多大损失，但这些同样的钱捐到获捐的无钱人的手上，这些金钱的效用可能实现了成千倍万倍的放长，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获捐的金钱不是来用来膨胀这些无钱人的欲望。这样，社会的总幸福感大大提升。

具体而言我觉得让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增强这是一个施政者应该的目标，遗憾的是，对于目前的施政我觉得太太需要提高了。只到现在，各级的施政者（尤其是下级）还是停留在经济增长作为其主要目标，岂不知经济增长只不过是社会幸福、福利提升的一个要素，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金钱又基本上更加集中到有钱人的手中，也就是说社会的总幸福感可能并没有增加，因为，这些钱对于有钱人已经效用很小，而且这些钱又加剧了他们的欲望，而这些过度的欲望甚至会成为毁灭社会道德的力量，看看现在的道德沦丧就知道了。而且施政机构也不是一个公司，他们怎么能以经济增长来衡量其业绩的。

尽管我们施政也在提增加中低阶层收入，我也在想，现在半壁河山的民营企业许多并没有工会，就算有工会的企业工会主席也是企业的高管，拿着高额的年薪他们怎么会和员工一条心呢？当然也会按照施政者的旨意做做样子涨工资，但不管怎么说，员工的工资上涨幅度很难超过高管，更不用说绝对数额，或者说员工只能得到在人才市场中充分竞争水平下的工资，而且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有钱人可以到国外消费获得升值的效用，无钱人根本就没有到国外的机会，他们只能默默忍受人民币贬值。而且企业是市场自由主体，施政者除了限定最低工资以外，他们怎么能干预企业的工资增长呢？所以市场经济中员工利益如何保证这一环节的组织还存在制度性缺陷。

鼓励有钱人慈善施政者也有责任。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观点就是中国的有钱人不慈善，中国缺乏象美国的盖茨、巴菲特那样的有钱人，当然，有些道理，中国的不少有钱人带着原罪，他们愿意将钱转移到海外、或者穷奢极欲，他们那敢慈善啊。不过，可喜的是，现在阳光下的有钱人越来越多，施政者要引导他们慈善，而且管理好、使用好这些慈善金，不让有钱人失望，并且将这些金钱转移到确实需要发展的无钱人的手上，而不能成为满足某些人的欲望。事实上，在中国，发生救灾款、赈济款贪污、截留、或者送到某些有来头并不是最需要的人的手上，真是习以为常。所以，中国需要民间的慈善组织。

当然施政者还有很多策略提升全体社会的幸福感，限于这个问题很大，以后有机会再来探讨。本文为即兴而写，并非正式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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